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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鉴定常识

 

    对古代铜器的断代、分期、质地、用途、真伪和价值进行判断和辨别。古代铜器是指青铜时代的铜器及汉代以后直至明清时期的铜质器物。中国铜器起源很早。1975年甘肃省东乡县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单范铸铜刀,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古代铜器的鉴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有关的文字记载。《韩非子说林下》中就曾谈及齐人与鲁人对铜器真伪的辨识。宋代以后,因文物大量造伪,致使鉴定问题更为突出,并出现了许多有关的专著,如北宋吕大临编辑的《考古图》和随后出现的《宣和博古图》,明初曹昭所著《格古要论》,高濂作《遵生八笺》,直至清代乾隆年间编定的《西清古鉴》和嘉庆初年阮元编录的《积古斋钟鼎□器款识》等。综合历代的经验,古代铜器鉴定的手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凭借眼力和经验,进行观察、鉴定的传统方法;一种是根据仪器化验、探测和分析的科学方法。

  铜器鉴定的传统方法是对器物的类别、器形、纹饰、铭文、锈色和铸造工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对比来划分和断定该器年代、真伪和价值。

  器物类别的鉴定 中国古代铜器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出现至秦汉时期是不断发展并形成高潮的时期。随后,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被其他质地的器物所取代。即使在铜器兴盛的时期,由于历代王朝的社会情况、礼仪制度不同,时代风尚各异,一种器物产生和存留的时间也有先后短长之分。根据器物的类别及出现的时间,就可以判断器物的年代和真伪。中国古代铜器的种类很多,除铜质钱币和印玺外,大致可分为礼器、工具、兵器、饮食器、盥洗器、乐器、度量衡器、车马器及符牌杂器 9类。每类中又包括许多不同器物。而每一器物类别只存在于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期。商代的铜器,早期已经出现了爵、□、戈、刀、镞、锯、锛、凿等。商代中期时的铜器物类型就已显著增多,器型也较大,如铜鼎、鬲、□、觚、卣、□和盘都已发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制作已达到昌盛时期,器形变化,花样繁多,如妇好墓出土的三联□、带盖偶方□和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尊等。重型器物突出体现了这一时期青铜器制作的水平,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 875千克。器物类型也更加丰富,礼器、兵器、饮食器、工具、车马器等都已具备。同时,还在商代妇好墓中发现了中国早期的铜镜。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类型则以饮食器、乐器和兵器为主。西周早期的礼器与商代晚期类似,但作为陈设器物用的铜禁则刚刚出现。兵器类数量增多,器形变化也较大,戟、短剑等在商代时均少见到。西周中晚期时,方鼎、觚、爵、角、□、觯、觥、卣、方□等过去常见器物都显著减少或消失,而列鼎、编钟则首次发现。做为饮食器的□、□、□等食器也开始使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的器物种类又较前有明显变化,过去盛行的爵、 □、 觯、觚、角、觥、尊、□、卣均已绝迹,而礼器中的豆、敦、壶、□、鉴等相继出现。乐器中的□和□于也是一种新的类型。编钟成组出现,数量大,音色准,器型完美,如曾侯乙墓中的编钟就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及□钟 1件,共65件,总重量达2500多千克。在车马器中车器和马饰的种类和数量都普遍增多。兵器类中除旧式的戈、矛、戟外,剑的数量剧增,且质量相当精,如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勾践剑等。秦汉时期铜器的器物种类又有了新的变化。过去流行的□、□、敦等已经绝迹。而最为常见的食器是鼎、钟、壶和钫。钟、钫、□、鍪、□斗等器物是汉代的新创。用具中铜灯成了十分流行的器物,而且品种多,器形美,河北满城汉墓中的长信宫灯则是典型的代表。弩机作为铜兵器,汉代十分常见。秦汉时度量衡器普遍使用。铜尺、量和权都十分精确。铜镜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发现很多。汉代以后,除铜镜等少数铜制日常用品外,其他铜器很少发展。宋以后至明清时期,不断出现仿古铜器之风,如宋代嵌金银和宝石的大型仿古铜器,但无论从纹饰还是器形都与古代器有较大区别。明代宣德炉,制作十分精巧,但也仅是一个孤例,铜器已经失去了旧时的繁盛,不再被人们广泛制作和使用了。

  同类器物器形的鉴定 即使同一类型的铜器,由于出现时间不同,形体也有很大变化,这也是断定器物年代和真伪的重要依据,例如,铜爵是铜器中出现最早的一种酒器,在商代早期,爵多束腰、平底,三足短小,无柱,通体素面无纹;商代中期的爵,三足变长,也没有
明显的束腰了;商代晚期的爵已经多为釜底、高柱,足也呈三棱状了;西周早期爵与商晚期无大差别,到西周中期爵的数量则显著减少。春秋初期,铜爵已经根本不见了。

  铜器纹饰的鉴定 在不同历史时期,时代风尚不同,表现在器物的纹饰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商代早期铜器多素面无纹。商代中期出现纹饰,但简单古朴,普遍存在的是一种带状纹饰以及单线条的饕餮纹和乳钉纹。商代晚期花纹趋于繁复,一般地纹为雷纹,主体花纹则以饕餮纹为主,同时还有夔纹、龙纹、蝉纹、鸟纹、蚕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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