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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化玉饰的时代演化

    中华悠久而古老的文明史,从远古的玉石文化展开。玉以特有的质地、色彩与光泽.再经细心琢磨成“器”。成为古代礼仪化玉饰品中最重要的佩饰。而其佩戴表现白勺重点部位,因礼仪形式的时代不同而改变。随着文明的进步与发展,阶级的分化,含礼仪功能的玉饰用品,不仅品类,形制日益增多,内容也更趋干复杂化。所以说当阶级分化以后,各种礼仪活动形成各种特殊的礼俗,这种因不同场合、不同阶段,而佩带不同的玉饰品,并与服饰结合,形成的特殊玉饰,特称为“礼仪化玉饰”。这种演化从文化内涵的角度观察分析,发现其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文化社会因素,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演化特征轨迹,极微妙地反映出服饰文化中的阶级意识与玉饰巧妙的结合,形成中华古代冠服礼俗制度的独特精神意涵,乃中华玉文化议题中,值得深入研讨的重点之一。

  “重冠”期:史前至商代

  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的发展过程,服饰观念的具体化,是明显的特征之一。当阶级分化的社会形成以后,“服饰”成为阶级的一种表征,“玉器
”因其独特的色彩与质地,经过繁杂艰辛的雕琢技法,呈现特有美感,成为史前先民各类礼仪装饰品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玉器配合服饰,成为彰显权位的主要重点。

  约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开始,各个文化区系的史前文明中,显示着极端“重玉”的文化现象。尤以太湖周边沿岸为中心的良渚文化,以玉为重的情况最为明显。从考古发掘报告中,凡属大型墓葬或具祭坛功能的考古遗址,均曾出土为数可观的玉器。而在这些墓葬中特有的共存现象,即除出土玉钺、玉琮、玉璧等礼器之外,在所有装饰性玉器中,含有礼仪性象征意义的出土颇多。“玉冠饰”是最值得注意的,且均出土于大墓之中,玉冠饰约可分为四种主要品类分别是:半圆形兽面纹玉冠饰、倒梯形兽面纹玉冠饰、人首兽面纹玉冠饰、三叉形兽面纹玉冠饰。其墓中分布的位置,大都发现于大墓墓主的头部附近,证明其为贵族阶级的冠饰。在反山1 2号大墓中,出土的玉琮正中央器面,刻着头饰羽冠的人面像,从图像观察,可知其装饰重点,彰显于冠饰。其他大墓中,亦会发现成束的锥形玉器,置放于墓主头部的附近,证明为发饰品。

  关于远古先民陪葬玉饰,普遍重视头部饰品的现象.可能与古代先民.体会到人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护头部的安全最重要的潜意识的存在有关。后来转化为礼俗的装饰,形成以“冠”为重的礼俗特征。探讨重视冠饰的现象,亦可能与”羽冠”的象征观念有关。

    原始宗教信仰,主要以祭“天”或”天帝”为重点,先民相信“神”或“仙”是存在于天上,因此”敬天“或“祭天”时,与天上神灵的沟通,必须经由使者来传达神意,“鸟”可自由飞翔,乃神之使者,因此祭祀主祭者,头戴羽冠(象征乌)以便与神灵沟通,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冠饰,器上的圆孔,乃插羽毛时所使用。

    史前重视头饰或冠饰的文化现象,并不限于良渚文化分布区,东北的红山文化所出土的玉器,亦有一种其他地区未曾发现的特殊器类一一箍形玉器,除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出土于墓主腰部外,其他均发现于墓主头部附近,而且只发现于大墓内,说明箍形玉器可能为特殊意义的头饰品。而大汶口文化,亦发现出土的头饰,如花厅出土的兽面纹锥状玉饰,与瑶山m10,m7墓出土的同类器形近似,证实良渚大汶口早期文化的互流,且反映在二者出土玉头饰的相似1l生特征。

  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神人面像玉器,戴着高羽冠,与余杭反山12号墓的玉琮神征纹近似,证明重冠的礼俗,亦存在于此地。后来礼仪化玉饰逐渐有白头冠部,转而向下移动。推测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1.史前祭祀.都在祭坛上举行,祭坛的高度至少五六米以上,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良渚瑶山遗址的祭坛均属此类。当主祭者举行祭祀的礼仪时,身份与地位象征的礼仪饰品,必须佩戴于身体较高的部位.才能让参加祭祀的人们看得见。

  2.史前的服饰朴实简单,不见太多的装饰,所以头冠成为装饰的重点。

  3.历史时期
举行祭祀的地点,已由高台式的祭坛,渐向一般建筑的庙或社等进行,人们对主祭者的视线,由原来的仰视,转成平视,礼仪化玉饰品显现的重点,因此有下移白勺趋势。

  4.当社会因阶级分化的进行.产生英雄式领导人,人们由”敬天”转向“法人”的宗教思维,使祖先崇拜成为祭祀的重点。故“羽冠”代表的象征意义,随着巫地位的弱化而淡化。礼仪化玉饰,转向与”人”相关的装饰美学发展,于是“人格化”装饰意涵的”组佩“产生,重点的部位转向项饰或胸腹部。

  商王朝的统一,社会文明展开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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